令我为之惊叹的，是吴宓先生对春节这个传统节日充满真挚情感的那份固守与尊重。在他的“春节日记”里，在第一句话的位置上，必定是这样的字句：“今日春节。”

一个文化前辈的春节

　■张一璠

  吴宓（1894年—1978年），陕西泾阳人。1999年版《辞海》（普及本）是这样评介的：中国学者、诗人、教育家。宣扬新人文主义主张，对五四新文化运动进行批评。在比较文学研究和外国语文教学方面进行了开拓性工作。著有《吴宓诗集》、《文学与人生》、《吴宓自编年谱》等。

  由于出版比较晚的原因，堪称皇皇巨著的《吴宓日记》、《吴宓日记续编》两种（均由三联书店出版），《辞海》的编纂者自然来不及提到。而我终于敢拿《吴宓的春节》这个题目做文章，实在是因为有这两部巨著摆在了我的案头上，有幸做了吴宓先生晚年的弟子。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便有了些“近水楼台先得月”的优势。

  吴宓老师得享84岁的高寿。他作日记的历史就长达60余年而未曾中断：《吴宓日记》，为1910年—1948年间所作；《吴宓日记续编》，为1949年—1974年间所作。因限于篇幅，只好将探究的目光锁定在1965年—1974年。其中，1970年的“春节日记”因缺失而未载；1974年的日记，则仅存一份书单，春节的事自然了无一丝信息。这样一来，实际上，就只能在8个春节的《日记》里寻找研读的材料。给我留下的总体印象是：“吴记春节”有鲜明而独特的文化符号意义，值得探讨。

  首先，令我为之惊叹的，是吴宓先生对春节这个传统节日充满真挚情感的那份固守与尊重。在他的“春节日记”里，在第一句话的位置上，必定是这样的字句：“今日春节。”或“阴历辛亥年正月初一日，元旦。”是那样的庄重，且几乎无一例外。对先生的这种表述，我们已无法去探寻其当时的心理状态，也没有必要去发掘什么“微言大义”。但如果将吴宓先生对传统文化的一贯态度联系起来看，我们就不得不承认，先生对春节这个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标志性节日的重视程度是远在今人之上的。

  家祭，是吴宓先生春节活动中的一项重要内容，日记里有明白的记述。试“披露”一二：“在内室，未设像位，叩请父及碧柳、兰芳拜年，行四跪十二叩礼。”（1965年2月2日）“未设像，望空遥祭父及碧柳、兰芳之灵，行四跪十二叩礼，拜年。”（1966年1月21日）“遥对父及碧柳、兰芳拜年，并以糖包子祭献，行礼。”（1968年1月30日）“敬对祖先及亲长拜年，行一跪三叩礼。腰脚起伏，甚感困难。”（1971年1月27日）一次残酷的“批斗”，致使年届77岁高龄的吴宓老师行大礼时“腰脚起伏，甚感困难”。可以肯定地说，这种“困难”的程度，是我们今人难以想象的。

  那是一个“礼崩乐坏”的岁月。就在那样一个荒唐的岁月里，一位受过西方教育多年的“海归”老人，竟然在一个个春节的早晨，在自己的“内室”里，守“旧制”，搞“家祭”，行“大礼”，这不同样是“荒唐”的吗？我不怀疑定会有人如此认为。

  在我看来，吴宓先生行大礼，遥祭其父芷敬、仲旗二公及亡友吴芳吉（字碧柳）、妻室邹兰芳，是在一个特定的环境里表达其对祖宗、亲友的深厚的缅怀之情；是对“孝”、“义”、“情”的一种坚守，是对中华民族传统道德的高度认同与躬行。这种“认同与躬行”，不止于“家祭”这一“仪式”上，更有不少感人的故事在作生动的诠释。仅举两例：一是，不容辱及先母。“小学生顽童四人喧闹，宓怒目视之，彼骂宓曰：‘滚你妈的蛋！’——宓以不死，辱及先母，已甚伤心”。这件事，记录在先生所写的1967年“春节日记”里。“滚你妈的蛋！”乃当年流行语。吴宓先生闻之“已甚伤心”，因为“辱及先母”，这在先生的道德观念里，是不能容忍的。二是，与白屋诗人吴芳吉的旷世情谊。四川江津（今属重庆市）吴芳吉，世称“白屋诗人”、“开国诗人”。以《婉容辞》名震诗坛，有“三日不书民疾苦，文章辜负苍生多”的传世名句。有人将其与郭沫若相提并论，称“江津碧柳，嘉州沫若，诗坛双照巴蜀。”吴芳吉乃吴宓清华时的同窗挚友，彼此欣赏，诗文并美，史称“两吴生”。在《怀碧柳》一诗中，吴宓盛赞吴芳吉乃“天地英灵气，古今卓异才”。

  乡贤前辈吴芳吉于1932年5月9日病逝于故里，时年仅36岁。吴宓用“人琴知己感，生死鹡鸰哀”的诗句来表达自己的悠悠怀念之情。并将怀念之情转化为对芳吉后人的无私厚爱，而且数十年如一日。正是有感于此，多年前，我就提出这样的观点：在中国文学史上，有两个人是十分幸运的，成为两大奇观。一个是《老残游记》的作者刘鹗。他的幸运在于其后人中竟有十余人是研究《老残》及其作者的，刘蕙孙是其中的佼佼者。这种情形，或称“盛况”，恐怕是“前无古人”的。另一个就是吴芳吉。他的幸运在于有幸在清华园结识了吴宓，且几十年不舍不弃，形同管鲍，情胜手足。其“相交之深，在近代文人学者中可以说是罕见的。”（徐葆耕语）我在读宓师“春节日记”的时候，将其“家祭”文字电告年已93岁高龄的芳吉长子汉骧先生，汉骧先生连称“雨僧伯父，待我及家人太厚，恩重如山……”语调低沉，深情依旧，闻之动容，感慨良多。

  “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道也者，其为仁之本与”、“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这是先哲遗训。“昌明国粹，融化新知”，这是吴宓创办《学衡》时立下的“宗旨”。不知为什么，那“先哲遗训”，那《学衡》宗旨，竟然在一时之间，都奔来我的眼底，注到我的心头了。

  如果要问吴宓的春节有什么一般意义上的特点，我想到的是“寂寞清淡”4个字。

  寂寞。这可从他在春节那一天的“人际交往”中找到答案。我据先生日记所提供的“原始材料”作了一个统计，其结果是：8个春节，先后到吴宓“家”拜年、问候的共19人，先生“出访”为4家。就这个数字，说吴先生那里“高处不胜寒”，“人气不旺”，“寂寞”，是一点都不过分的。

  向吴宓先生拜年、问候的19人中，多为先生的学生，或早年同事的子女。有中、小学教师，有工厂的工人，有单位职员。他们有的来自北碚街道，或大坪、上清寺、重钢，或成都，而作为西师校园内的先生同行则不多见。这些人的到来，多为礼节性的“拜年”、“问候”。有向先生请教如何阅读《吴宓诗集》的，当然，也有议论国家大事的。据1965年春节日记载：“某来，谈运动，共伤今中国之太不重知识、学术、人才。”在那个年代，敢于如此痛陈“时弊”，是需要勇气的。于此，我看到了吴宓先生刚直的一面。

  面对“寂寞”，吴宓先生的态度是“坦然面对”。这可从他的一些诗句里找到佐证：一方面，他认为“旧交纵在非同道”，因此，“莫为俗情预踌躇”，而“高明苦遭群俗弃”是再正常不过的了；另一方面，他又固执地相信“荣枯得失莫系心，诗文毕竟有知音”。因此，在春节的“寂寞”中，吴宓先生依旧淡然从容，该“家祭”依旧行大礼；该读书依旧手不释卷；或外出，到校园内外走走……于平凡琐细中见高致，这就是生活中的吴宓先生啊！

  未列入统计对象的是先生邻居的几个小孩子。他们既是先生家的常客，春节那一天，自然不会放过机会前来“奔拥喧闹不休”。这个时候的先生，也自然少了些平时的严厉，任由孩子们把“瓶中的芝麻糖”吃个干干净净，还要给些“压岁钱”，数额不大：“曾姓小孩二人各一元，龚姓小孩二人各5角”。有文章说“吴宓先生也喜爱孩子”，这都是鲜活有趣的例子。先生爱孩子，孩子们也为先生的“寂寞”平添了几分节日的乐趣。

  清淡。从穿着上看吴宓，是俭朴；从居室享用上看吴宓，是简陋。求学时代，我曾到位于西师文化村的先生家里问学。所见之物，不过硬板单人床一张，小方桌、书桌各一，方桌上放一筐鸡蛋，3个书架依壁而立，《吴宓诗集》置于靠门一面的书架上。除了那电灯算是透出些“现代”的气息，其余都是“旧物”，仿佛刘禹锡笔下的“陋室”！至于从饮食上看吴宓，自然非“清淡”莫属了。

  先生作日记有一习惯，即一日三餐都要记录下来，而且详尽。有人认为，这是“流水账”，实属多余。我们现在来读这部分“流水账”，则会有全然不同的感受。一是“实录”所必须如此；二是为我们提供了不少“经济学”意义上的信息。非但不觉“枯燥”，反觉有滋有味，结论是，先生的日子过得实在是“太清苦了”！就连春节也是如此。下面是其中两个春节的“食谱”：

  （一）1965年春节 早餐：糖包子三枚；午餐：米饭三两，菠菜坛子肉一碗，卤蛋一枚；晚餐：重煮午餐剩余菜饭，又蒸一馒。

  （二）1968年春节 早餐：糖包子一枚，煮鸡蛋一枚；午餐：鸡蛋、青菜头炒猪肉、烧白各一，由员工二食堂取来，米饭三两、樱桃酒一杯；晚餐：糖包子三枚（由贺国琼制作）。

  其他6个春节的“口福”也大致不出这个“档次”，就不一一列出了。

  1965年—1974年，正好是吴宓先生71岁—80岁的高龄阶段，8个春节的生活，正好是吴宓先生的“桑榆晚景”之一景。从中我们“读”懂了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记住了吴先生的春节是怎样过的，记住了吴先生的那些“遭遇与壮举”，这就够了。

  为了“记住”吴先生，在先生曾经工作、生活过的西南师范学院（今名西南大学）校园里，便有了一条“吴宓路”。只是不知道如今在校园里来去匆匆的莘莘学子，还有几人知道“吴宓是谁？”